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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金融面臨的七大困惑

    時間:2021-02-22 10:46:54 來源: 作者:曾 放 岳 海 任運新 王 寧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在新形勢下重塑新型城鄉關系,支持鄉村振興、強化“三農”發展,推進城市提升(主要指新型城鎮化建設),著力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融合發展道路,是當前亟需深入研究分析的一個重要課題。

           城鄉融合發展的重點在農村,難點在農業,關鍵在農戶增收致富,突出短板在城鄉要素資源不暢通不平衡、公共服務配置不完善不合理、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不協調不規范。因此,深入準確掌握城鄉融合發展的金融服務市場需求與基本特點,進一步尋找金融支持城鄉融合發展面臨的挑戰、存在的“短板”“弱項”,更好的支持“三農”發展、強化鄉村建設,更好的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致貧,更好的服務新型城鎮化、提升城市功能,加快推進重慶城鄉融合發展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和深遠作用。

           近日,重慶三峽銀行課題調研組深入“一區兩群”城市36個區縣70多個鄉鎮對1000戶城鎮、1000戶鄉村居民進行問卷調查,走訪市區(縣)發改委農委以及7個鄉鎮26個村社,聽取鄉鎮村社干部意見建議,同時調研人行、銀保監和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在開展問卷調查、現場走訪和實證分析論證的基礎上,本文就金融助推鄉村振興面臨的主要困難進行了深入分析。

    “三農”的天然弱質性

           金融在支持城鄉融合發展中面臨的首要困難主要源自“三農”本身的弱質性,導致金融機構在推動涉農業務實現持續穩健經營和高質量發展上面臨巨大的阻力。“三農”本身的弱質性導致“三農”金融業務交易的成本高、風險大、盈利低。

           小農經濟特征導致農村金融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土地承包制塑造了中國的小農戶經濟特征,這導致農戶貸款呈現小額比例高的特征,2013年農戶信用貸款新增額中,小額信用貸占了40%,金額小,頻率高,就形成不了規模經濟,金融機構與農戶之間發生借貸的成本相比城市要高,得不到合理回報。

           行業特征導致農業信貸投入風險較大。“三農”業務信貸風險普遍較大。一是農業借貸受不可抗力、不可預測的自然風險影響較大,且因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而呈現隨季節波動的周期性特征;二是農戶不能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和房產作為抵押,導致農戶和農村小微企業在借貸時普遍缺乏抵押物等擔保機制,借款能力偏弱;三是大多數農村小微企業缺乏正規的會計核算制度和完整的信息披露,金融機構難以了解其經營情況和償債能力,導致信息不對稱問題普遍存在。

           農業科技水平相對滯后,業務收益普遍較低。農業相對于工商業市場化水平低、科技含量不高、生產規模小,生產效率較低,從而導致涉農業務信貸收益率也相對較低。

           綜合上述因素,“三農”業務在信貸產品需求、風控等方面和其他業務有很大區別。信貸需求額度小,頻率高,擔保缺乏;金融機構在放貸時要更多地考察人品、社會關系等軟信息,并充分依靠客戶經理的個人經驗,與城市的風控模式大相徑庭。另外在管理方面,“三農”業務單筆數額小,可能一千筆農戶小額貸款數額還不如一筆公司貸款的數額,但是經營難度卻要大得多。因此,“三農”天然的弱質性導致“三農”金融業務普遍呈現出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盈利低的特點。

    支農資源配置不充分不協調

           鄉村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主要取決于金融資源的配置程度。從調研走訪的實際情況看來,在金融資源配置鄉村振興重點領域、“三農”發展薄弱環節方面明顯存在短板和弱項,主要表現在鄉村資金外流問題嚴重、貸款資源配置較差、存貸比較低、金融機構網點較少。

           鄉村金融資源配置不當、占比極低。以重慶“一區兩群”為例,重慶“兩群”地區金融發展緩慢、“一區”地區金融高度集中。據有關資料統計,截至2013年末,重慶兩群(渝東北三峽庫區城鎮群、渝東南武陵山區城鎮群)地區僅占全市33.4%的銀行網點、23.3%的銀行從業人員、15.9%的存款余額、9.9%的貸款余額,相比一區(主城都市區)占全市66.6%的銀行網點、76.7%的銀行從業人員、84.1%的存款余額、90.1%的貸款余額,分別相差33.2個百分點、53.4個百分點、68.2個百分點和80.2個百分點。

           鄉村資金外流問題嚴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鄉村金融服務狀況得到了明顯改善,城鄉金融資源的配置差距有所縮小。但是,金融對鄉村貸款投放的關鍵制度性約束還沒有完全根本破除,長期鄉村金融抑制下潛在金融需求沒有能有效激活,政策向鄉村的“輸血”仍然難以補足鄉村金融“失血”,城鄉金融資源逆向配置的狀況并沒有得到真正改變。從走訪調研的情況看,重慶市多數鄉鎮的存貸比例不足50%、少數鄉鎮存貸比例不足30%、個別鄉鎮存貸比例不足10%,同所在縣城存貸比例70%以上相比差距更為明顯,分別在20個百分點、40個百分點、60個百分點以上。例如某某鎮2017年存貸比例為6%,同所在縣城存貸比72%相比差距為66個百分點。正是由于鄉村存貸比例低的原因,導致鄉鎮存款資金外流現象普遍且規模較大。

           鄉鎮金融機構網點少、地理金融密度低。從重慶地理分析來看,重慶渝東北三峽庫區城鎮群、渝東南武陵山區城鎮群的地理金融密度(每平方公里占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數)分別為3.21和1.92,相比主城都市區的平均地理金融密度5.36分別低2.15和3.44。突出表現為金融機構網點面臨“城市多、鄉村少”的矛盾,銀行業尤其是四大國有銀行全部撤銷設立在農村鄉鎮的機構網點,大量退出鄉村金融市場的矛盾較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鄉村振興和三農發展,弱化了城鄉融合發展能力。據人行歷史資料統計,原萬州三區八縣農行和農商行10年(1998-2008年)減少了鄉村分支機構網點345個,其中農行分支機構網點從1998年的140個減少到2008年的59個,農商行分支機構網點從1998年的724個減少到2008年的458個。

           鄉村人口金融密度極低。重慶“兩群”(渝東北三峽庫區城鎮群、渝東南武陵山區城鎮群)的人口金融密度(每萬人占有銀行機構網點)分別為1.31、1.36,相比重慶全市平均人口金融密度1.5分別低0.19和0.14,相比重慶“一區”(主城都市區)最高的人口金融密度為3.29分別低1.98和1.93。
    “三農”信貸資金投入不足
           “三農”貸款增速持續低于整體各項貸款余額增速。鄉村信貸資金投入力度相對于鄉村振興和“三農”發展以及城鄉融合發展的需求明顯不足,涉及“三農”貸款增速的呈現下滑趨勢。據統計,2014年后全國涉及“三農”貸款余額增速持續低于整體各項貸款余額增速,并且農戶貸款比例提升緩慢,截至2017年末只有26.17%。重慶同全國一樣,突出短板就是農業農村發展的長期投入不足、農民融資難、農戶貸款缺乏有效抵押物品,導致金融業削弱信貸對涉農的投入力度,對補齊農業“短腿”和農村“短板”形成了明顯制約,與“三農”金融優先服務領域的政策導向也形成了明顯反差。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普遍面臨信貸制約。重慶同全國一樣,鄉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普遍面臨信貸制約,使其投資規模和生產水平嚴重受到限制。根據2018年經濟日報“全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指數調查”數據統計得出,2016-2017年種養大戶、家庭農場和普通農戶獲得過貸款的比例分別為20.86%、24.80%和16.60%,有63%的家庭農場和種養大戶反映生產經營中存在資金短缺問題。缺乏信貸支持使大量的農業新型經營主體難以實現擴大再生產和創新轉型升級發展,而產業發展不活躍,導致銀行更加“惜貸、慎貸、怕貸、拒貸”,農業農村發展難以破解資金約束難題。
    “脫農”“畏農”“懼農”現象嚴重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重塑新型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和農業農村現代化,而落腳點是“錢”,要加大金融支撐力度,使之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需求相適應。然而,農村受自然經濟的影響,產業結構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決定了其在融資方面存在諸多困難,從而導致金融機構在支持服務涉農業務方面普遍面臨“脫農”“畏農”“懼農”問題。

           金融機構“脫農”現象嚴重。目前,銀行仍然是金融支農的主力軍,農村經濟主體一般從農商行、郵儲銀行和農行取得資金支持。根據資料顯示,截至2019年3月末,全國農村金融機構存貸款差額比2014年擴大1.6倍。2014年以來,全國農村金融機構新增貸款占新增存款的比例為57%,與中國銀保監會規定的存貸款比例75%,還有18個百分比的空間。這只是全口徑存貸款數據,如果按農區、城區分開計算,農區存貸占比會更低。

           金融機構“畏農”現象嚴重。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應優先用于“三農”,但近5年來,支農貸款占全部貸款比重也只是賬面有所上升,稍加核銷對就會發現投入總量已逐年減少。原因在于傳統農區受自然災害、技術條件和市場風險影響,加上農業生產規模小、風險大、收益低,直接影響其還款能力和信用水平。同時,農業具有生產投入大、周期長、資金回收較慢等特點,小額短期貸款自然不能滿足農村需求,導致金融機構在農村提供的服務逐漸減少。

           信貸人員“懼農”思想嚴重。目前,金融機構信貸人員投放的貸款,普遍仍實行“誰發放、誰收回”的終身責任追究制。然而農村經濟體相對比較偏遠、分散且又無足值的、容易變現的房產抵押擔保,與銀行高收益、見效快和風險低的經營目標任務與市場化商業化經營法則存在一定矛盾,導致金融機構對待農村經濟體普遍出現了“多貸風險多、少貸風險少、不貸無風險”和“多貸多擔責、少貸少擔責、不貸不擔責”以及“多貸多受罰、少貸少受罰、不貸沒處罰”的態度。所以,金融機構為逃避風險、金融干部員工為逃避問責、避免受罰,寧愿不發放貸款。
    四大機制建設影響
           包括風險防范控制、產品服務、成本核算、激勵約束在內的四大機制建設問題,挑戰和阻礙鄉村金融市場健康發展。

           風險防范控制機構影響鄉村金融市場發展。從農村金融業務特點看,無論是大型投資項目還是普惠金融服務,信貸領域的風險管理是關鍵問題,由此導致貸款難的問題已經成為長期現象。其中既有農業經營原因,例如農業生產的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始終是影響農戶還款能力的源頭問題;也有商業銀行自身原因,例如對客戶信用風險的識別能力和內部管理的操作風險控制能力,這些決定商業銀行的業務發展空間。金融業支持鄉村振興和“三農”發展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防范管控機制在客觀上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問題,導致銀行風險防范管控同普惠性的鄉村金融、三農金融、扶貧金融發展需求存在矛盾。

           成本控制機制問題影響鄉村金融市場發展。在農村金融領域,除了風險防控問題,以人力成本、信息化投資成本、融資成本為主要內容的成本核算控制,也是制約鄉村金融業務拓展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地區的特殊性使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兩難問題:如果大銀行拓展農村基層金融業務,則面臨人力成本問題,尤其是地方中小銀行相對更貼近農村基層,但是在信息化投入等方面則面臨門檻問題以及吸收儲蓄成本偏高等問題。更重要的是鄉村“三農”金融業務,是普惠金融業務,同時還是政策性業務、帶有政治任務性質,再加上“三農”金融業務弱勢特點,給金融業支持鄉村振興、服務“三農”發展帶來了成本控制挑戰,尤其是中小銀行利率成本高與鄉村金融業務定價低的矛盾較為突出。

           產品服務機制問題影響鄉村金融市場發展。問卷調研與實證分析表明,基層農戶反映的問題普遍與金融服務產品針對性、金融機構內部審批決策的時間、申請信貸的抵押擔保條件等焦點問題緊密相關?傮w來看,當前金融機構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開展涉農業務時,普遍存在產品服務與鄉村客戶需求不相適應的問題。鄉村經濟體分布偏遠,對金融產品、金融服務的需求存在差異化、多元化,而金融機構信貸業務相對傳統,產品服務體系面臨轉型創新,難以全方面掌握涉農行業貸款需求信息、難以滿足農業農村發展的金融信貸產品。

           激勵約束機制問題影響鄉村金融市場發展。正是由于在基層推進金融支農的高成本、高風險,加上各類金融機構面臨不同的困難和障礙,針對基層金融機構及其一線員工的支農業務進行激勵尤為重要。從具體形式看,除了直接的成本補貼和風險分擔外,也應該重視營造更好的信貸發展環境,重點建立完善內部正向激勵、外部財政支持、金融支農環境,使金融業內部的激勵約束機制和外部的財政支持機構、金融支農環境機制同鄉村振興、“三農”建設的發展要求相適應、同鄉村金融市場健康運的發展要求相適應。
    經營管理能力挑戰
           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服務“三農”建設,除國有金融以及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資本實力雄厚的因素外,還涉及金融業自身的經營發展實力、人才建設、管理能力、服務能力建設等諸多問題。綜合走訪調研實際情況和金融業發展現狀,主要有四個方面挑戰金融業自身的經管理能力。

           金融機構普遍規模較小,資本實力較弱。除國有金融以及政策性、開發性金融機構資本實力雄厚外,多數金融機構普遍存在支農規模較小、資本實力較弱的問題,尤其是以城商行、民營銀行、村鎮銀行為代表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其資產和負債規模普遍較小,資金實力相對較弱。同時,這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機構由于受各種因素制約,資本補充渠道仍較窄、資本總量不足,導致支持“三農”、服務鄉村的金融實力不夠。

           專業人才儲備不足,難以適應鄉村金融服務要求。在規模擴張、機構增加和金融競爭加劇的新形勢下,多數金融機構專業化人才儲備不足的矛盾較為突出,特別是涉農金融的專業型人才缺乏。同時,由于中小銀行受其服務地域的限制,對專業人才吸引力較低,對高層政策和先進理念的信息敏感度較低,需持續強化員工整體素質培訓以及引進外部專家顧問,以提升支農服務的理念層次,提升經營管理水平。

           涉農金融基礎相對薄弱,精細化管理程度不高。除國有銀行和農商行外,多數銀行業例如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村鎮銀行以及民營銀行的涉農金融管理技術和手段相對落后,管理科技含量較低,精細化管理程度不高,缺乏規范化的涉農金融業務管理機制、制度體系及管理決策流程。

           鄉村服務能力不足,輻射范疇受到限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城商行、村鎮銀行以及民營銀行雖然近年來大力發展縣域機構網點,但受到監管部門的機構準入條件制約,機構網點建設與當地農商行和郵儲銀行的差距較大,且網點的布局主要集中在縣域城區。因此,鄉村服務能力不足、輻射范圍受到限制。

    統籌管理機制和服務戰略缺失

           國有金融、政策金融、開發金融、郵政金融、合作金融(主要指農商行和農村信用社)、股份制金融、城市金融、村鎮金融、民營金融、非銀行金融(主要包括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信托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消費金融、財務公司等)在支持鄉村振興、服務“三農”建設方面,都有其各自的戰略規劃與發展實踐,但也明顯存在短板和不足。

           缺乏金融支持鄉村建設的統籌協調管理機制。以上十大金融體系支持服務鄉村雖然都有初步的明確分工,但是為了搶奪農村金融市場,都是各自為政、單打獨斗,沒有從機制上加強統籌管理、協調配合,導致金融支持鄉村的資源整合不夠、優勢發揮不好、難以形成合力。

           缺乏金融支持鄉村建設差異化、特色化的戰略定位。以上十大金融體系支持鄉村振興的定位不夠清晰、不夠準確,同自身職能職責、總體戰略、發展優勢結合不夠,導致支持鄉村建設的同質化程度高,難以充分發揮或體現各自金融支持鄉村、服務“三農”的差異化、特色化服務能力。

           缺乏金融支持鄉村建設的精準目標任務。以上十大金融體系在支持鄉村、服務“三農”方面沒有明確的目標任務、沒有明確的具體要求,導致整個金融業支持鄉村、服務“三農”的精準度不高、力度不大。

    面對以上七大困境,金融業應重點圍繞鄉村振興的“關鍵領域”,抓住“三農”建設的“薄弱環節”,立足“補短板”“強弱項”,通過進一步建立完善金融貸款投入機制、金融融資抵押擔保機制、金融資源配置機制、金融產品創新機制、金融服務協調運行機制、金融風險防范管控機制、金融內部考核激勵約束機制,持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大金融服務力度,著力支持鄉村振興、服務“三農”建設、加快推進城鄉融合發展。

           (注:此文為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2020年度金融專項立項項目、重慶市金融學會2020年“兩江金融基金項目”立項項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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